阿珠的眼泪

对父亲的冷漠和仇视曾经像坚冰一样积存在胸，久久不能熔化。从小到大，父亲不是作为一种依赖，而是像影子一样，生活在阿珠的耳膜里，人们窃窃议论的嘴巴上。

从记事起，人们问她最多的话是：“阿珠，你有爸爸吗？”在她紧闭嘴巴，张着圆溜溜的眼睛不置可否时，母亲总是抢先将对方顶回去：“阿珠又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孙猴子，怎么会没有爸爸呢？”

她们的家，坐落在秦巴山深处的沟壑中，岭头上的积雪终年不化，天晴时，蓝蓝的天际线上，可以望见皑皑的白雪。在大山的皱褶里，阿珠和母亲相依为命度光景。

阿珠隐约知道父亲的存在，但母亲从未告诉过她父亲是谁。

随着年龄的增长，阿珠对父亲的疏离隔膜慢慢变成了仇恨。那是在她7岁上小学时，不得不现身的父亲得给她命名并带她去学校报名入学，她才真真切切地看到一个被指定为自己父亲的人。他留给她的第一个印象画面：低矮，黑瘦，背有点驮，脚上连鞋子都没穿，学校里的孩子们都赶来指指戳戳，喊他“驼子”。阿珠的自尊受到了莫大的羞辱。

“上帝为什么把我降生在这样一个家庭，给我这样一个父亲？”

这是她认识汉字后，写下的第一篇作文。老师抚摸着她的头，问她从哪里学来的这句话。她说从电影里学来的。老师一笑，说：你的字写得不错，但这句话不该用给父亲。

这位让她敬仰了好久的来自江苏的支教老师给她的评语让她很不服气。

之后，她就坚定地想将父亲从记忆中抹去。但，她越努力，越徒劳。她似乎总能从一些物件上面闻到父亲的一些气息，比如一个小木头娃娃，一只小竹篮，甚至一个由麦秸秆编织而成的小书包……那种甜中带咸，苦中带涩交织在一起的感情时断时续，像藤蔓一样纠缠着她的心。

第二次见到父亲是在那场6.8级地震之后。她和母亲居住的土墙老屋在15妙时间里瞬间被夷为平地，她被从泥土中扒出来时，第一眼看见的竟然是那个又黑又瘦的驼老头，她的父亲。而母亲却没有她幸运，她看见父亲满手鲜血将母亲扒出来的一刹那，惊愕得张着嘴，歪斜着脸，扑倒在她身上嚎啕大哭。她惊得不知所措，眼前的情景模糊了生死的界限，却让她明白了困惑她多年的问题。原来母亲是活在父亲心里的，尽管母亲像家里的那头老黄牛一样默默无语，对父亲视如无物。

灾难过后，父亲来陪她，相对沉默无语。不过，他给她领来了一个支教的老师。老师很喜欢阿珠。每天逐词逐句教她发音，给她补课，教会了她很多课本以外的知识，鼓励她要想走出大山，就得发奋苦读。阿珠在老师的扶持下，一点点成长，从一株幼苗长成了一棵树。

这一年，她考上大学，成了寨子里走出大山，迈入高等学府的第一人，消息惊动了市里领导，许多大人物和记者纷纷赶来向她慰问祝贺。村民们前来道喜，镇长带着锣鼓队前来助威。父亲在田里干活时得知这个消息的，也从泥地里赶了过来。她一眼从人群中看到喘着粗气，汗流满面的父亲。他紧张地挤进人群，大惊失色地看了她一眼，扭头走开了。她也没喊他。可没过一会儿他又回来了，换了一双干净的鞋，神情尴尬地进了门。这一次，他黑而瘦的脸上写满了惭愧。他将一疙瘩揉得皱皱巴巴的又软又硬的东西往她手里一塞，飞也似地抬脚跑掉了。

她慢慢打开手掌，泪水瞬间涌出。那是一团小到一分二分，大到五元面值的人民币。那晚，她用了很长时间才点清了它的数目，总共一百元，不多也不少。

大学教育为她打开了父女隔膜了十八年的大门。随着青春的成长与成熟，思维定势当中，她开始理解和接受了父亲。遥远距离产生的思乡情绪也使他常常想起父亲，如今，她只有父亲这一个亲人了。

大一，第一年寒假，她回到家乡，怀着理解和同情，带着从超市购来的食品看父亲，发现，原来父亲不仅有妻子，而且还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她早已想喊他一声爸爸的，但此刻，她的喉咙里像被一团棉花堵住一般，怎么努力都没喊出来。理智战胜了情感。那种心态，很难表述。她将礼物往父亲跟前一放，一句话没说出来，转身走了；第二年暑假，她又来看他，这一次，情感战胜了理智。她和他拉起了家常，得知他的一些个人喜好。原来，父亲有个最大的梦想:想到北京看天安门。

山大沟深，自己都没去过北京，如何才能帮父亲圆了这个梦？不过，她已经在心里慢慢盘算着，有朝一日挣足了钱，一定帮他追一次梦。

但这个梦想随着电网的普及慢慢从父亲的记忆中消退了。政府给他们每户人家的屋顶上安装了一个“锅”，村里一些富裕人家买了黑白电视机和彩电。只要打开电视，总能看到天安门广场升起的国旗。父亲不再提起去北京的事，只是每晚都挤到别人家的电视机前观看解放军升国旗的画面。

大学毕业那年，她又来看他。问他是否有所需求。他说什么都不需要，只要每年能看到她一次就好。但她早已明白父亲的小心思，只是囊中羞涩，故意装着客套。

在她即将消失在村头的那一刻，她听到父亲追赶她的脚步。他满面通红，喘着牛样的粗气，站到她面前，说：“阿珠啊，你一定要听领导的话哟，领导说一，你不能二哟！”

“噢！知道知道，还有吗？”

“没了。”

“真没了，那我走了啊？”父亲停下来，看她离开。没走几步，父亲又跟了上来。

“阿珠啊，给我买个电视机，行吗，那种没有广告的，一打开就能看到毛主席的？”

她咯咯笑，腰都弯了下去。

她说：“好，下次争取给你买一台回来哟。”他嗯嗯点头，兴奋得脸都红到了脖颈。

她再次向他挥手告别，没走多远，又一次听见父亲的脚步。

他又赶来了。

“还有什么事吗？”

她回头问他。他伸出枯柴般的手抓耳挠腮，半天才吭出一声：“你能买到比村长家里的那台更大的电视机吗？”

她又点头，说：“能，能。一定买一台超过村长家里的电视机。”

后来，她找到了工作，并兼职了一份家庭教师之职，为的是尽快圆了父亲的电视梦。

一台比村长家里更大的电视机终于买到了。但父亲却无福享受了，他已经长眠地下了半年。父亲家里的孩子，阿珠的弟妹们自豪地告诉阿珠，说，他们给爹烧了一台纸扎的，屏幕很大很大的彩色电视机。

阿珠默默离开，静静走到山谷密林，一任泪水肆意奔流而出。